文/南昌大学党委书记 郑克强
近两年来，南昌大学各类毕业生接近2万。每到毕业的日子，学校都会为毕业生举办一个毕业“送行”会。同学们身着学位袍，头带学位帽，黑色的学士服、蓝色的硕士服、红色的博士服交织得色彩斑斓，个个像灌满浆汁、迎风摇曳的稻穗，每张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青春笑容。看着这些即将步入社会的莘莘学子，我的内心就不由得有一种幸福感、自豪感，特别是一种成就感。因为我们为正在蓬勃崛起的祖国，又输送了一批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战略性资源——高素质的生产者。祈祝并相信他们走向社会后，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脊梁、中流砥柱、优秀精英!
我想和近两年的毕业生朋友们，谈谈“我的第一份工作”，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漫漫人生路上，铭记老师的教诲，终身学习、终身实践。失意时切忌颓丧，要奋起拼搏;成功时居安思危，不断迈向新的起点，用知识贡献社会，用才华报效祖国，在新的征途上开创一片新的天地!
1968年11月4日，我们下放到进贤县插队当“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和农民没什么两样。后来被借调到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个月发13元钱，那是我第一次拿“工资”。在同时交掉9元伙食费后，剩下的4元钱只能买点牙膏、肥皂等日常生活小用品，或者理发、洗澡了。我觉得这可能不应算我的第一份工作。
1970年底，我参军当兵，部队发军装、鞋袜、被褥，还管吃饱饭。在新兵连时，整天立正、稍息、走队列，也挺辛苦的，但那一个多月我竟然胖了5斤。更令人高兴的是，每个月能发给我6元“津贴”，比在县宣传队时又多了2元零花钱，我就第一次自己花钱照了一张穿军装的像。以后每过一年都会增加发1元“津贴”，等到我每月拿到8元钱时，我退伍了。因为一直是当“兵”的，所以这好像也不能算我的第一份工作。
部队复员后我在江西拖拉机制造厂当工人，学徒工每月能发24元，除了在厂里吃顿饭以外，有时为了赶早班，我竟然敢去“服务大楼”(现在的“南昌丽华商场”)吃早点，也就是两个包子两个馒头吧。但由于没有“满师”就上大学了，那24元“工资”也随之阙如，所以这似乎也不能算我的第一份工作。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公安厅工作时，才每月拿到42元的“实习工资”。我想，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应该从那时候算起吧?可那时我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刚到省公安厅机关参加工作时，学到了一手“接电话”的窍门。那时候和一位“十八级干部”老黄共一间办公室，两人也共用一部电话。一般情况下，铃声响起都是我先接。老黄大概家务事多，来办公室总会晚点。来电者问：老黄在吗?我回答：他不在。又有人来电话问：老黄来了吗?我回答：他没来耶。有一天，电话铃声响起，老黄接的电话，既不是找他也不是找我，只见他轻轻看了我一眼，对着电话筒说：“哦，他走动走动了，需要我转告他吗?好的，一定办到”。哎嘿，他的回答咋就那样“委婉”呢!
“走动走动”，可以说对方要找的人上班来了，但此刻也许到别处办点事或者上厕所去了;也可以理解成现在我没看见他来。我不知道老黄是不是有意当着我的面这么说的，但我算是学会了一招。万一来电话者是位领导，你却老在那里回答“他不在”，“他没来耶”，那不就会在领导那里给老黄带来些不必要的误解吗?
后来，我工作表现不错，也进步了些，有时候会有女同志来办公室谈公事。有一次，老黄有意无意地说：和女同志谈话要注意三点哈，第一门要打开，第二最好对面坐，第三说话声音要大。不知道是不是老黄说的话起了作用，反正以后我就养成了这些不成文的习惯。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这都是机关工作很枝微末节的小事，你完全可以不听他这一套，也不见得就会影响你的进步。但人家是“过来人”，他们的体会总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积累的经验，环境常常是相对固定的，靠个人的力量短时间里不大可能改变它，只有那些能尽快适应环境的人才有可能更快地融入所需要实践的环境中去。
如果更深入地分析下去，我们可以看作是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的问题。大多数同学从小到大，主要还是处在家庭生活环境中，和爸爸妈妈说话可以率性直为，发点小脾气也没关系;上大学了，会有许多集体生活的感受，与老师、同学交往也不外乎是信息交换或情感交流一类的事，大体都是在一种比较平等的氛围中进行的;但在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时，却可能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上下左右的“利益攸关者”突然间多了起来，以往待人接物的常识就往往不够用了。
据说有个“麦可思调查”，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工作最需要的五项基本能力上都与最起点职位的要求水平有10%—15%的差距。我不完全相信他们的结论，但我觉得书本里告诉你的那些东西是需要在实践中细心体会的，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
可见，找份工作不容易，干好这份工作更需要努力。其实，那时候没有“找工作”一说，“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完全由不得自己。更要命的是，全社会都在为政治斗争“折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谁又有能力把新增劳动力转化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呢?所以会出现知识青年被推向社会的最底层、让贫穷的农民来“反哺”的时代悲剧。可以说，当农民、当战士、当工人，都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不同就业方式。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我的“工龄”后来定在1968年11月起算，这也可看作从国家层面对那时就业情况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吧。
现在可以“找工作”了，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比较不同单位的不同待遇找工作，这无论如何都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当然，今年的大学生毕业人数将超过历史规模，特别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大学生就业形势更显严峻。许多专家为此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比如说：
盯着四万亿投资项目找工作。国家已经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四万亿刺激经济发展的方案尤其引人注目。新的投资项目，从行业上看比较多地放在交通运输、水利设施、新型能源及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上;从地区分布看，比较多地放在西部和中部。这些基础建设领域项目拉动的产业链很长，相关劳动力需求也非常大，是国家“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举措，其人才需求增加趋势已经显现。
盯着国家部门新政策找工作。许多国家部门为推动大学生就业，已经或将出台积极的政策，教育部就与有关部门联合采取措施来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加大力度落实部队征兵主要面向各类院校毕业生的新政策;招募高校毕业生到西部“两基”攻坚县以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还有自主创业获得政府贴息的小额贷款，以及扩大研究生招生计划，等等。
盯着中小企业找工作。大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或多或少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不少公司都在裁员。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由于他们的机制灵活，市场转向成本低，“船小好调头”，往往却能“危”中寻“机”，得到新的发展机会。特别是那些逆境中依然扩大招人的中小企业，往往会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盯着现代服务业找工作。根据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均GDP的迅速提高，加之国家政策性引导，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将在5-7年时间里发生根本性变化，即由现在的“2-3-1”过渡到“3-2-1”，服务业不仅在经济总量而且在就业人数上都将超过工业。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拐点”出现之前就进入相关领域，必然会更主动地把握今后的发展机会。
这两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有多方面的原因：扩招后的大学生人数今年达到高峰期，农民工、城镇待岗人员、留学回国人员三股大军几乎同时涌入劳动力市场，高校的学科设置尚不适应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等，但客观分析，很重要的内因还在于一些大学毕业生择业观念的定位。回想我插队时曾有过一个奢望：到公社广播站当广播员。谁知道自己以后还会有那么多次工作岗位的变动呢?先就业后择业，先积累经验再谋求更好工作，可能是现实生活中更加突出的新特点。
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100个适龄人口中就有24个人能上大学，不可能四分之一的人走出大学校门后都能马上获得“高等的职位和高等的生活”。我记得在政府工作时曾有过一个统计：江西乡、村两级的卫生医疗机构符合卫生部规定准入条件的专业人员差几十个百分点，它说明县以下单位是很缺大学生的。如果现在能当上乡卫生院的医生，在十里八乡也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生活有保障的职业，有什么不好呢?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其实应该是“择业难”，毕业生择业预期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发生错位，宁愿待业也不愿“屈就”，难免会误了自己人生奋斗的“黄金期”。
面对新的形势，政府、企业、学校都有责任，但大学生本人的就业观念应该“转型”：勇敢地面对现实，舍得从基层做起，从小人物做起，从月薪1000元做起，今天的太阳、明天的世界属于你们这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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